本报记者 柴葳 焦以璇
    “启动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工作，是我国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一件大事，是义务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0月12日，在浙江海盐召开的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启动现场会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作了上述解读。优质均衡已成为我国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新时代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目标着眼于推动新时代义务教育在基本均衡的起点上向更高水平、更加均衡、更有质量迈进。
    义务教育是中国的百年梦想。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到2000年初步实现“两基”战略目标，再到2011年全面完成“两基”攻坚任务，经过25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全面普及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解决了“有学上”问题的中国，实现了从一个文盲大国、人口大国向教育大国、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跨越。
    百年梦圆，千年寄望。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联合国的视频贺词中说，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2016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市八一学校时指出，要“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每一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
    中国对义务教育的期待和追求从来没有止步，当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念逐渐上升为改革共识并由此产生强大的推动力时，以公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高度渴求为出发点，以公平理念为支撑的均衡发展诉求为切入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义务教育正在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迈进的道路上，书写着属于这个新时代的灿烂历史。
    国家意志：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命题
    2006年6月的四川成都，2009年11月的河北邯郸，先后召开的两场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因为传递出一个共同的声音而被铭记：“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政府的法定责任。”
    其实，在新世纪的中国教育打响“普九”最后一场攻坚战时，一些迫切需要回答的新问题便浮出水面：“普九”之后，义务教育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追求普及之上的均衡是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对公平抱有极大期待，另一方面不得不正视教育发展在区域、城乡和学校间存在的客观差距。在这一关系国家未来的战略性思考面前，办好每所学校，让每个孩子都上好学，让每个家庭都能享受教育的福祉，成为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
    2005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一次将“均衡”作为义务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
    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提出，“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第一次把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升为各级政府的法定义务。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是党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思想。
    短短3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从部门决策上升为国家意志。此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共识。
    2010年出台的教育规划纲要更是把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列为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此后，面对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的客观情况，国家确立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总体规划，统筹城乡，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指导思想。等到2012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印发，更是为义务教育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均衡注入了强大动力。
    陈宝生用“坚持将公平普惠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依法依规科学推进、强化地方政府责任落实、以督导为抓手强力推动”来定义以2013年5月教育部对张家港、常熟、太仓三市为起点开启的全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认定工作。
    统计显示，这项工作开展以来，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2717个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占全国总县数的92.7%，有效巩固了“两基”成果，有力支撑了国家战略实施，明显缩小了义务教育差距，基本形成了一揽子均衡配置义务教育资源的制度安排。这背后，是一组“看不见”的数字——
    6年来，累计共组织督学和专家4000多人次，进行了149省次督导评估，检查学校2.5万所，召开座谈会约1万次，对140万人次进行问卷调查，反馈意见逐县列出问题清单1万余条；
    督促各地加大工作力度，安排用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金累计4.18亿元，新建改扩建学校约30万所，增加3000万个学位，补充教师193万人，参与交流的校长和教师280万人次。
    效率和公平一直是社会进步的两大主题。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分阶段明确传达了一个历史性判断：经济发展要与社会相和谐统一、城市要与农村相统一、效率要与公平相统一。这一判断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实现以义务教育为代表的教育公平。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快速发展也改变着教育格局和生态。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3.73%；201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57.35%。大量人口向城镇聚集，汹涌而来的教育人口，给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义务教育、给输出教育人口的农村教育出了一道世界性难题。以改革创新推动系统化变革，势在必行。
    其实，早在新世纪之初，国务院分别在2001年和2003年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便提出了加强农村教育、改造薄弱学校、缩小差距的新思想。两个会议随即引发了全国教育理论界的大讨论，有关教育平等思想、公平思想、科学发展等一时成为主流理论话题，并引领了一系列推进均衡发展的早期实践。
    而《关于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印发、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和201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的出台，无疑加快了这一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在这一政策取向下，坚持雪中送炭，着力抬高底部、补齐短板，努力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和校际差距，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成为一种生动的教育改革发展实践和一幅壮丽的时代画卷。
    2016年5月2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着力解决‘乡村弱’和‘城镇挤’的问题”。这份长达6000多字的文件，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调动了8个部委的力量，充分彰显出党中央、国务院解决制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瓶颈问题的决心和魄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提升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如何提高基础教育服务社会民生的能力，依然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一大命题。“要深刻领会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这一上台阶、抓引领、促内涵、贴民心工程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内涵要义，全面发展的理念更鲜明，标准化建设程度更高，教师队伍更强，人民群众更满意。”陈宝生说。
    政府履职：公平公正的政策价值取向
    常山，浙江经济的“后进生”。2017年，常山县委、县政府将教育列为“一号工程”，当年地方财政收入仅14亿元，就拿出了4.89亿元投在了教育上。
    “可以说，长期以来，浙江从基本均衡到高水平均衡，再到目前的优质均衡，一张蓝图绘到底，始终走在均衡发展之路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进阶之路，在浙江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心中有着这样一条清晰的线索。
    时光拉回8年前，2011年3月，教育部在京与15个省份正式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一年半时间里，签署备忘录的省份扩大到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省一案”地确定了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此后，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延续了这一举措，纷纷与各地市或县、市、区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书，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协同推进机制，有效落实了各级政府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法定职责。
    “原来我们有事要找县长、书记很难，现在县长、书记隔三岔五主动找我们，问教育发展有什么需求。”江西省会昌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
    改变从何而来？
    原来，江西省委、省政府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列入省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和省政府工作报告，列入民生实事工程安排方案。省政府划定时间表、路线图，将工作任务和责任横向分解到边，纵向落实到底。江西省委组织部与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联合建立县（市、区）党政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机制，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党政“一把手”工程来抓。
    决策层“谋局”，各级政府“谋事”。把最好的资源留给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成为各级政府的庄严承诺——
    浙江省政府出台《浙江省富民惠民安民行动计划》，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提升工程列入其中；
    辽宁建立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信息系统平台,加强动态监测,持续发布年度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公告；
    云南省委、省政府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指标纳入县、村、户脱贫考核，形成“抓脱贫攻坚必抓均衡”的工作机制。
    ……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重点，更是难点。办好义务教育，显然离不开持续稳定的教育投入做保障。如何按照“城乡一体、精准改薄、城镇扩源”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倾斜，加大资金、规划和项目的统筹力度，不断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成为各地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鲜明政策风向。
    如果在若干年前，或许很难想到，在“看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沟，出门过溜索，种地像攀岩”这则民谚所描述的偏远贫困山寨云南省福贡县，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部可以享受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政策。如今放眼整个云南省，福贡县并非教育普惠政策的“独苗”，怒江州和迪庆州从2016年便开始大幅提高了民族地区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和贫困生生活补助标准。
    如果在若干年前，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丽云怎么也想不到，作为山区县、老区县、库区县，蒙阴县每年能拿出全县总财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投入教育。“目前全县在职教师人均月工资比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高出1415元，教师平均月工资已经达到8688元，比2014年翻了一番还多，成为全县财政供养人员中待遇最好的群体。”王丽云的语气中透漏着喜悦与自信。
    当承载着公平与公正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一种高度共识时，与之相关的政策举措便水到渠成地进入系统化推进的节奏。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到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从加大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力度到提高困难家庭学生资助水平，保障各类弱势群体公平受教育权益，正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推进教育均衡的扎实行动。
    人民获得：从“基本”到“优质”的未来之盼
    “前几年，镇上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左邻右舍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城区学校借读。恰好，镇政府把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了，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孩子留在镇上学校上学。”对当初的选择，中央民族大学附中丰台实验学校学生家长王艳庆从未遗憾。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盘关乎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的“大棋”，对每个深处其中的个体而言，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改变才是最真实可感的获得。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更高水平、更加均衡、更有质量”已成为新时代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同以往的新诉求。
    2017年，《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应运而生，从资源配置、政府保障程度、教育质量、社会认可度等方面，提出31项具体指标。这不仅意味着我国义务教育发展有了新坐标，而且对“群众满意度”这一指标的凸显，更是彰显了鲜明的民生特性。
    “优质均衡通过教育资源的高标准，教育质量的高公平，校际差异的高均衡和各类群体的高覆盖，提高教育公平程度和社会满意度。优质均衡督导是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田慧生表示。
    2019年，在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启动现场会上，陈宝生赋予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四个工程”的重大意义。他表示，启动优质均衡督导评估，这是一个上台阶的工程，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需求，更好地支撑人才强国、创新驱动等国家重大战略；这是一个抓引领的工程，作为义务教育的龙头和统领，指引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这是一个促内涵的工程，围绕提高质量，推动我国义务教育工作重心尽快从硬件建设转移到内涵发展上来；这是一个贴民心的工程，回应了群众关切，有利于推动解决义务教育突出问题，进一步提高群众教育满意度和获得感。
    什么才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在这次会议上，陈宝生进一步对优质均衡的内涵要义进行了解读：“一是全面发展的理念更鲜明。坚持有教无类，五育并举，因材施教，为每一名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二是标准化建设程度更高。补齐短板，解决大校额、大班额问题，加快提档升级，做到‘校校达标’‘项项达标’。三是教师队伍更强。要努力实现教师队伍素质更强、待遇保障更强、管理制度更强。特别要解决好教师和校长交流轮岗等制度，确保城镇薄弱学校、农村学校有更多好老师。四是人民群众更满意。指标合格了，人民群众不满意，这不是真合格；只有指标和人民群众满意度双合格，才是真正的优质均衡。”这“四个更”，成为衡量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把标尺。
    当择校热、校外培训热、减负成为百姓口中的热词，对这些问题关注得够不够、理解得深不深、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着百姓对教育的评价，直接影响着群众的教育满意度和获得感。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不仅是两个字的变化，其背后折射的是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
    浙江省海宁市教育局原局长胡振学至今还记得，择校最“疯狂”的时候，城区热门学校一个班竟然有74人，“择校费”更是万元起步，“别说优质均衡了，就连最基本的教育公平都没了保障”。
    作为曾经择校问题严重的热点城市，北京市的免试就近入学具有政策的标杆意义。北京市委、市政府坚持把义务教育入学工作作为政府行为予以保障，市长办公会专题审定年度入学政策，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定期研究推进，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推进教育公平的高度统筹推动义务教育入学改革。
    上海、杭州、沈阳、温州等地先后推行集团化办学，以名校带动弱校，在保持各校特色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集团内教育资源配置均衡。
    2017年初，教育部门对全国24个大城市重点监测的调研数据显示，包括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和福州、南昌、郑州、长沙、贵阳等5个省会城市在内的24个城市中，有18个城市已实现公办小学学生全部免试就近入学；上海、沈阳、深圳、济南、青岛等9个城市公办初中（不含寄宿制）学生也已全部实现免试就近入学。
    另一个一直以来横亘在学生、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面前亟待破解的难题，是“减负”。
    为整体推进减负工作，2018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从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政府等4个方面明确减负责任。
    随着国家多项政策的出台，各地纷纷出台强有力举措：湖北建立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和学业负担监测机制，从制度上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浙江宁波鄞州区，学生晚10点还未完成作业的，在家长证明下可选择不做完剩余作业……
    与此同时，秉持着关注每一名学生、更加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从国家到地方层面，出台了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不以升学率为标准来评价学校和教师的工作、控制考试次数、探索实施等级加评语的评价方式、考试成绩不进行公开排名等一系列规定，力求实现从育“分”到育“人”的转变。
    如果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实现师资均衡就是最艰难的挑战，也是最关键的发力点。在优质均衡阶段，教师队伍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优质均衡发展评估办法中，涉及教师的指标共10项，占三分之一。
    重庆市江津区凤场学校地处大山深处，很长一段时间里，班主任“包办制”和一名教师一周30多节课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今，凤场学校的师资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17年，我们学校招到了5名本科生，其中有一个重庆大学毕业的还是体育专业！”体育教师的严重不足得以弥补，这让校长涂小伟兴奋不已。
    政策向农村教师倾斜，为乡村教育造血，一系列高含金量的举措在各地频现。河北、内蒙古等省份创新实施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为农村学校培养本土化师资；向农村倾斜的差别化待遇，让湖南乡村教师腰包鼓了、干劲足了。在江西于都，“点对点影子式”跟班培训，让教师接受了一次次观念风暴的洗礼。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5年以来，338个县共新补充教师约22万人；其中，音乐、体育、美术、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约4万人，占新补充教师总数的20.1%。
    瞄准教师队伍建设的痛点、难点，各地在完善编制管理制度，改革校长和教师交流机制，加强教师培训等方面大胆突破。如今，一支肩负着建设教育强国重任的专业化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回望过去，从基本普及到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实现了中华民族“有教无类”的千年夙愿，为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入口，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的号角嘹亮吹响，向着更好更公平的目标，中国教育必将积极回应时代需求、人民期待，不断会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资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磅礴力量。